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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没见过父亲!巴菲特女儿自我隔离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奥马哈当地报纸《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称,现年66岁的Susie Buffett已进行自我隔离,时间将持续两周。

  奥马哈这座小城作为“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部所在而闻名于世。

  上周二晚上,Susie和另外20多人一起参加了一场会议,在两个小时里,她就坐在乡村社区教会的高级牧师埃里克·埃尔内斯牧师(Rev. Eric Elnes)旁边。

  埃尔内斯刚从西班牙旅行回来。虽然那天晚上他感觉很好,但第二天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主要是干咳。由于他一直在国外,所以他接受了检测,周五晚间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埃尔内斯打电话给Susie,告诉了她这个结果。道格拉斯县卫生部门随后介入。卫生官员上周六联系了埃尔内斯身边的所有人,包括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让他们自我隔离两周。

  现在,Susie每天必须自测量两次体温,并将结果报告给卫生部。她说,截至上周日晚上,一切正常。

  Susie说,在会议期间,她与埃尔内斯没有身体接触,但确实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坐了大约两个小时。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看看它是如何传播的。”她说,“我将是最好的测试,看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Susie还表示,自她所遭受的这一潜在风险暴露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一点也不担心,” Susie在上周日接受《奥马哈世界先驱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谈论得越多,就越好。我希望当你开始了解别人(那些有潜在风险的人)的时候,它能减少你的恐惧。这让它更真实,但也让它有了真实感。”

  延伸阅读:

  美国一副教授:在上海隔离6周回到美国,我才发现中国更安全

  本文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月14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体验(自我)隔离,我觉得在那里比回到美国更安全

  当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6周后返回美国时,亲朋好友对我们终于“安全了”表示祝贺。然而,回家后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亲人表现出的情绪却不敢苟同。我们觉得在上海比在美国更加安全。

  我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产生了焦虑。在中国的机场,医疗检查会在我们进入公共区域之前进行。而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我们在边检处和数百名旅客一起排队等候,最终才被确认是刚从中国返回。我们被一名穿着疾控中心夹克的年轻人叫到一边,他量了量我们的体温说,疾控中心要求刚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尽可能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已经在两个国家度过了隔离期,鲜明的对比远不止在机场所见。在中国,人们都觉得有隔离的义务。无论何时,人们都把消毒、清洁和保持距离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强力措施看来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领导,使美国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每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以及会连累他人——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否则许多人将会死去。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无论何时去商店或者锻炼我们都戴口罩。除了杂货店外所有餐馆、公园、博物馆和商店都关门了,做好了迎接一场范围广泛隔离的准备。每个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离。全城各处都设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以便普通医院能够保护其他的病人。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本着这一精神,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扩散的行动中,我们感到每个人都受到了同等对待。每个人对于避免感染他人都负有同样的责任。事实上,我在中国与数百万负责任的上海居民没有区别。

  回到美国,我们被告知不必麻烦去戴口罩或量体温。或许口罩不起作用,或许量体温不足以防感染。但口罩传递出的是一种责任、脆弱和避免连累他人的意识以及一种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识。

  当我们离开上海时,这座城市显示出忽隐忽现的乐观主义迹象。新增病例已属罕见,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数百万居民试探性地走出隔离的阴影。

  我们进入了处于恐慌中的美国。指导方针每天都在变,各个都门给的指导方针都不一样。冠状病毒检测和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显然美国政府没能阻止病毒传播。

  (作者托尼·珀曼为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陈一译)

  美国专家:全美大多数人口都处于危险之中,唯一办法是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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